作者：月关
结果……这一次，吏员只裁了三百多，裁撤的冗官却有七百多人，竟然比裁汰的青吏多了一倍还不止。
这倒是让赵瑗对于大宋的冗官现象之严重，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官员竟然比吏员还多，动口的比动手的更多。
衙门里一个一个的全是官，干活的却没几个，简直是岂有此理。
再想到大宋名目繁多的俸禄待遇，除了正职俸禄之外，还有匹锦、职钱、禄粟、增给、公用钱、给券等诸多名目发放的钱财。
而这些冗官，也都在享受着这些待遇，一向忠厚的赵瑗也不禁发起狠来。
他对赵璩道：“璩哥儿，你帮为兄记着，等裁汰冗滥官吏的事情顺利完成之后，朝廷就要着手改革支出冗滥的问题，糜费甚巨啊！”
……
杨沅是在放衙回家的路上，接了樊举人上车的。
牛车驶过一个路口，早已等在那里的樊江便一猫腰，趁着车行缓慢，进了车子。
他现在还在临安府任职。
杨沅刚刚调去都察院，如果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自己人马上调过去不太妥当。
而且樊举人起点太低，去了都察院的话，连个监察御史都做不了，还不如留在临安府。
在这里他职低而权重，临安府的大事小情，都瞒不过他的耳目，而且还都能插上手。
杨沅坐在车中，问道：“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樊江兴奋地道：“进展非常顺利！”
樊江就把这些时日以来，国子监、太学、武学诸学子们就张宓一案的判而不死，继而上溯根源的事情对杨沅介绍了一遍。
学生们引经据典不断“考古”，发掘出许多对士大夫阶层“法外开恩”的案件。
通过这些案件，他们确信，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使得许多官员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沉重打击了朝廷律法的威严，使得百姓深受其害。
临安府一连出现的几任贪官，诸如张澄、曹泳等人，斑斑劣迹，难以尽数，可最终呢？
他们都将家产转移，然后罢官为民，亦或贬官地方，就算是受到了惩罚。
这和太祖、太宗时候、真宗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贪赃枉法严重的官员哪个不是死刑。
等等，太宗？真宗？
不是说太祖皇帝立过诫碑，勒令后代皇帝“不杀士大夫”吗？
太祖皇帝自己不遵守也就算了，太宗皇帝是他的弟弟，不遵守勉强也能理解，可真宗皇帝没道理也不遵守啊？
到底有没有这块碑？
学生们的精力旺盛，同时也有的是时间，几千名学生整日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遍翻各种史籍，结果还真被他们考据出了一些东西。
在这个没有电脑，各种资料的储藏和检索极其麻烦的年代，也只有这些学生，才有这个条件去进行如此详尽有力的质证了。
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太祖誓碑最初的源头，竟是通过建炎元年从金国逃回宋国的大臣曹勋之口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一百多年，全无记载。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纵然对外秘而不宣，但是起居录等重要的宫内记录上也不应该没有啊。所谓保密问题，对于史官可是从不保密的啊。
而且，后来的皇帝并不是不想杀啊，学生们在翻阅典籍的时候发现，宋仁宗庆历年间，曾经发生一桩案件，高邮知军姚仲约放纵盗贼。
事情发作，皇帝震怒，宰相富弼认为该杀了他以儆效尤，但是名臣范仲淹上书反对，并且说服了仁宗。
而范仲淹与富弼针对量刑问题辩论的原话是有记载的，范仲淹是这么说的：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首先来说，祖宗以来，真的是未尝轻杀臣下吗？
太祖、太宗可都没少杀，也就真宗朝变少了。
然而天下已经传了三代，一切相对稳定下来，刑狱较之从前变少了，本也正常。
再者说，就算如此，当时范仲淹说的也是“祖宗未尝轻杀臣下”，而不是不杀。
他的理由更是“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这……，这和祖制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这纯粹是站在士大夫群体的利益上，力促对他们这一群体废除死刑，给他们这一群体留后路而已啊。
接着精力旺盛的学子们便发掘出了更多的疑点。
曹勋说“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
时间，地点，后边还有那碑的长宽、内容，俱都说的十分详细。
可就有那好事的太学生去查阅了关于大宋太庙的资料。
太庙建于太祖元年，沿袭唐和五代“同殿异室”制度，初始只有四间，面阔十二间。
也就是说每室恰好分为三间，分别供奉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庙，此后太祖一生再没有过太庙扩建动工的记载。
那么太祖时候哪来的夹室。
这夹室是后代皇帝扩建后才有的，这分明是曹勋造谣时，不知道太祖时候的太庙没有夹室，所以编出了漏洞。
再者，后来太庙虽然有了夹室，可夹室是干什么用的？是收纳宝物用的。
伴随着大宋的发展，例朝天子祭礼时奉献的宝物越来越多，以至于夹室杂乱不堪。
又有学生查到，当时曾有宗正寺奏言：
“伏缘旧殿六室宝册法物甚多，自来皆于夹室内地棚床架阁，已满。
切虑将来真宗神主升祔之后，法物愈多，安置不尽，欲乞于夹室内各置板棚、胡梯。”
就这等杂乱不堪的夹室里，宝物堆的乱七八糟，都架置板棚和胡梯往上堆了，居然还有一块高七八尺、阔四尺有余的石碑矗在那儿？
“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就让刚登基的皇帝跪在乱七八糟的杂物堆里背诵誓词？
而且，太庙是有人打理的啊，还有负责管理的宗正寺官员，他们满屋子珠宝都看到了，就是看不见那面那么高大的石碑？怎么全无记载呢？
而且宗正寺一开始还只是皇室旁系人员担任，后来都是由朝廷官员兼任的。
这种情况下，韩琦、富弼、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吕夷简这些宰相，大胆到戏谑太宗的丑闻佚事，他们都敢在自己笔记中记载并且刊印出来。
可是对他们这些士大夫如此有利的誓碑，他们居然只字不提？
接着又有国子监生考据出，靖康之变，二圣被掳，当时的记载是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那些这些去围观的百姓都没有看到几吨重的那么大一块石碑？
他们都没说过呀。
金人掳了二圣之后北归，之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汴梁又回到宋国的控制之中。
当时的守将宗泽、杜充等官员，以及其他往来于汴京和南京之间的诸多大宋官员，全都没有提及过这块石碑。
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赵构派人到汴京“奉迎所藏神主赴行在”，这些官员把太庙都搬空了，可石碑呢？
所有搬迁的东西都录了名册，唯独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名册中还是完全没有提及。
再者，这誓碑的内容根本没有必要保密啊。
尤其是太祖皇帝是从周室夺取的江山，周室旧臣充斥于朝野，这等优待前朝皇室的的誓词一旦公诸于众，就能更加收买人心，把它藏之太庙密而不宣是何道理？
又有学子查出，曹勋归国之后，是带回了徽宗御书的，御书就写在他的衣衫里衬上。
上面有宋徽宗亲笔写下的“可便即真，来救父母”、“见康王弟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等语。
当时高宗曾将徽宗御书遍示于群臣，那御书中对于誓碑一事也是没有半字记载。
更有人发现了时间上的一个疑点，曹勋当时并没有提及誓碑，他是归国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才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似的，这才有了这样一段“口头转达”。
如此种种，莫不证明，这根本就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
富有正义感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觉得不仅天子受到了愚弄，整个天下都受到了愚弄，包括他们。
为了一击必中，他们现在正在准备非常详尽的材料，务求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叫那些巧言令色的士大夫哑口无言。
“好！”
杨沅听得眉飞色舞，还得是这些学生啊。
要是让他去翻阅故纸堆，找出这么多无可辩驳的疑点，那真要皓首穷经，不知几时了。
杨沅道：“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书言事？”
樊江道：“国子监生正和太学生们进行联络，准备在二月二‘挑菜节’时，公开上书请愿。”
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源自于元朝，在宋朝时是没有的。
不过宋朝时二月二也是一个节，谓之“挑菜节”。
因为这是挖野菜的时节，百姓们挖取的野菜会被人当成一个游戏，叫家里人逐一进行挑选辨认，设个彩头作为赏罚。
宫里在这一天也会举办“挑菜宴”，将各种野草的名字写在斛里，不同的野菜比如荠菜、马齿苋等分别按照名字插在斛中。
然后会叫后妃、皇子、贵主，婕妤们对野菜进行辩认，认错了不罚，认对了有赏，以此为游戏。
二月二么？
杨沅听罢点了点头，这个日子倒还合适。
他这边有些计划就按照国子监生和太学生准备发动的声势浩大的行动进行微调即可。
士大夫的继承人，即将成为他们的掘墓人了。
杨沅坐正了身子，目光灼灼地看着樊江，沉声道：“我有一段话，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名义说出去。”
樊江马上也坐正了身子，集中精神道：“司公请讲！”
杨沅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学子。学子智则国智，学子勇则国勇；学子强则国强，学子雄于天下，则国雄于天下。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樊江闻言大喜，他们也不是不懂号召，本来是准备了“横渠四句”的。
这四句话对这些学子来说，可是能激励的他们嗷嗷叫的大杀器。
不过，司公这番话也不差啊，最重要的是，它对情绪的激发作用更强大啊。
这番话一气呵成地说出来，那气势就不一般，那些学子还不听得血贯瞳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