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希北庆
此话一出，后面一群宰相，都面露尴尬之色。
事实也是如此。
确实好像没卵用，他们只能安慰自己，如果不用重典，可能更糟糕。
赵顼、富弼倒是非常期待。
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大家都没有太好的办法，难道你有？
又听张斐言道：“在军阀混战年代，将重典用于行军打仗，这当然是可以得，但是用于治理乱世是万万不行的。”
蔡卞问道：“为何？”
赵顼、王安石、司马光他们也都非常疑惑地看着张斐。
因为重刑慎刑之辩，也是目前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有些人提倡重刑，但也有些人提倡慎刑轻刑。
可也没有说，说的张斐这么武断，哪怕是提倡轻刑的，也是认为得与时俱进，不是反对重典治理，他们的依据是，国家都建设这么久了，不要再加重刑罚，而是应该向慎刑轻刑方向发展。
而且你要否定法家之法，严刑峻法也是一个主要论点。
只要你否定不了这一点，法家之法就有存在的意义。
张斐道：“在乱世之下，法制败坏，必然会引起贼寇四起，处处都是违法乱纪之人，但是你们要明白一点，这不是大部分人所愿，他们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你不抢人，就得被人抢，故而才走上这条路。
如果人人都是生而为盗，那就不会出现法制之法，法制之法的概念，是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不是李悝凭自己的智慧想出来的，如果人人都想为盗，那就不会出现这种共识的，重典也就更无从谈起。
基于这一点，你若采用重典治世，那百姓就会想，我以前犯了法，你会不会清算旧账？而且恶习一旦成为习惯，一时半会也改不过来，这顺手一捞，可能就是死刑，你说他是会去自首，还是会上山为贼？
这就会出现秦国的情况，秦国的严刑峻法，已经是登峰造极。那你们认为是秦国治安好，还是贞观时期的治安好？”
“贞观时期。”上官均回答道。
后面的士大夫们也是频频点头，他们当然是喜欢唐朝，不喜欢秦朝。
别看玄武门之变的黑历史，有违儒家道德，但唐太宗就是后世儒家最喜欢的皇帝。
竖立榜样，首先得找一个成功者，这是最基本的，宋襄公也仁义，但儒家很少提他。
唐太宗不但武功强大，文治也强，再这么一渲染，基本上就是儒家心中完美君主。
至于说李建成么，儒家也没有说不闻不问，自唐朝之后，嫡长子即位是儒家非常坚持的。
因为在唐朝嫡长子即位，都已经成为一种逆袭，那武则天都是一个次女。
拿贞观去压制秦朝，他们当然不会反对。
“正是如此。”
张斐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有些违法行为，都还是天灾所至，那你面对的就是死路一条，就人性而言，只要有机会肯定会落草为寇，好死不如赖活着。
秦朝的严刑峻法，很快就导致满山都是贼寇，自秦孝公到秦始皇，这秦人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首先，千万别违法，其次，只要违法，就立刻跑路，当强盗去。”
蔡卞就问道：“轻刑可治乱世？”
“这是唯一的答案。”张斐非常肯定地说道。
蔡卞一愣，问道：“此话怎讲？”
“我再重申一遍，法制之法是个人捍卫正当权益的一种共识。既然是一种共识，它就会有自我恢复能力，当大家都知道，法律已经恢复，我种田不会再天天有人来抢，大部分人就会回去种田，不会去当草寇，当良民成为多数，草寇就会变得更加虚弱。”
“依老师之意，官府是什么都不要做，用老子的无为而治。”
“玄机就在这里。”
张斐道：“我方才说行军打仗用重典，这是可以的，且自古以来，对军队纪律的要求，一定是高于普通百姓的，这是一个常识。
为何？因为他们有兵器，他的专业就是杀人，他们非常强大，军队一旦作乱，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一点相信我朝是最有体会的。”
不少人纷纷点头。
宋朝就是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了，对于将帅管控，已经严到快要自废武功的境界。
司马光一看，这情况不对，大家不是来吵架的吗，怎么他说什么，你们还都赞成？
这难道这就是说他们的话，让他们都无话可说？
张斐又继续言道：“同理而言，官员呢？官员手握权力，那么对官员的要求，必然也是要高于普通百姓的。
但是重典是往往伴随着强权，是要给予官员极大的权力，以及极少的束缚，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再倒置过来就行了，治理乱世的关键，从来就不是重典治民，而是在于治吏，恢复法制之法，还是需要依靠官府去引导。”
本来还在频频点头的老夫子们，听到这话，顿时就惊醒过来。
好家伙！
说了半天，原来是要重典对付我们？
此子可真是狼子野心啊！
叶祖恰似乎也感觉到背后的阵阵寒意，于是道：“依老师之见，当用重典治吏。”
张斐道：“这我才刚刚说完，你就不长记性，百姓如此，官员更是如此啊？这要是重典治吏，官员贪一文钱，那不得将村里的人都给杀了灭口，这是很可怕的。
宋刑统中很多律例都存有这种思想，你将人往死路上逼，多半人就会狗急跳墙，变成亡命之徒，你们将来若从事司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上官均立刻道：“那说到底就还是要看官员的能力和品行，而不是看法制之法，这就需要依靠儒家之法，道德品行上佳的官员，才能够治理好乱世。”
老夫子们又面露微笑，此子要不是状元，那真是老天瞎了眼。
治吏得用德，可不能用重典啊。
张斐来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木板前，用炭笔写上一句话，正是大宋的祖宗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这回他是轻轻敲着木板，“我朝祖宗之法，有暗示一丝丝的道德品行吗？”
白发那边顿时射来无数道杀人的目光。
本来是有的，就是你小子给坏了事。
以前的祖宗之法，真是处处充满仁义，他们将太祖太宗的一些政策也都算在里面，全都是儒家的传统政策。
一场官司打得这祖宗之法就变成了一句话。
提起这事，他们就恨啊！
张斐又道：“我方才就说过，对于军队、官员的约束，必然是要高于对普通百姓。可是道德品行是一种约束吗？不是！是一种自我修养，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法律，德治就可以搞定一切。这虽然不算本末倒置，德治还是能够起到辅助作用，但到底不是约束。
而我们的祖宗之法，其实就包含了治吏之法，相互制衡，但是怎么制衡，记住，这是关键，是必须要建立在法制之法上面。
是人去执法，这没错，但是要确保，执法之人亦受法监督。”
上官均反驳道：“可到底法是死的，人是活得，法不可能主动去监督执法之人，还是需要人去监督。”
“这个问题好，这就要提到我的专业。”
张斐笑道：“那就是讼学。为什么朝中总有人议论，要废除讼学。很简单，百姓不懂法，但珥笔懂法。
讼学其实就是我朝祖宗之法与法制之法的结合。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在设计制度时，要经过周详、严密的考虑。
在朝中是用分权的方式，但是怎么用于民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制之法，捍卫个人正当权益。
你有权抓我，但我也有捍卫个人正当权益的权力。一桩冤案的发生，跟上级没有利益关系，但是跟受害者却息息相关。
儒家之法和法家之法都是要求上级管理下级，而法制之法，是追求百姓诉讼的权力，你们说那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法治和人治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对的，法治越强，人治就越弱，反之，人治越强，法治就越弱，但人治是不会消失的，法治是可以消失的。
当个人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权力越大，社会就越倾向法治，反之，就倾向于人治。
上官均道：“可上诉也是要去上级告。”
张斐道：“你们先别管上级还是上上级，你们先回答，哪种方法更能够避免冤案。”
蔡京道：“当然是法制之法，故此我朝才允许民告官。”
不愧是大奸臣，就是会说话。张斐笑着点点头道：“事实就是如此，至于还是要去上级告么你们要明白，你不去告，与上级就没有太多的责任关系，也很有可能被下面的官吏蒙混过关。
但你去告了，他就有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当然，他也有可能徇私枉法，但是，这世上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好的方法。”
叶祖恰突然道：“百姓有冤情，可以上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是否要通过珥笔去争讼，这个我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珥笔争讼不是为公平正义，而是为了谋利，有些珥笔心术不正，为求谋取更多的利益，将一桩简单的官司，变得非常复杂，不但冤情更甚，同时还徒增官府的消耗，尤其是在财政困难之际，这反而会因小失大，令许多冤案搁浅，又何尝不是一种本末倒置。”
“说得好！”
张斐笑着点点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家能够让秦国统一六国，但我却让大家引以为戒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百五十六章 不可逆
这说了半天重典，突然又回到兴秦之法上面。
这本也是此堂课的题目。
按理来说，这也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转折令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尤其是富弼、文彦博等人。
因为重典是法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那么反重典，就是反法家。
而张斐对于重典的那番辩诉，是深得不少人认可，那就辩论而言，应该是从那里折返回来，是更优的选择。
不曾想，张斐却选择讼学造成官府消耗的这个论点给折返回来。
别说那些学生，富弼他们都是面面相觑，这二者有何关系？
关键减少官府治理成本，这是法家的优点啊！
王安石本来就是要拿这个点去跟张斐辩论的。
宋朝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恰恰也是因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导致整个行政机构变得非常臃肿。
制置二府条例司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权益之计。
但新政仍旧面临这个问题，反对派太多了。
王安石是情不自禁地问道：“此二者有何关系？”
张斐故作一愣，然后诧异地看向王安石。
王安石竟被他看得有些心虚，赶忙解释道：“真是抱歉，我无异打扰，只是对此感到困惑，你们继续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