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740章

作者:芈黍离

当卢多逊消停下来的时候,朝廷中枢,至少政事堂内,是和谐不少。以结果推论,卢多逊当真是朝廷纷争的一个起因。

而在由卢多逊主导的对淮东道布政使杨可法的调查,也无疾而终,从秋后候陟等一批扬州案主犯人员被问斩后,就彻底停了下来,当然,这也是卢多逊妥协的一种表现,完全不得人心的事,卢多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违背刘皇帝意志。

在这场赵卢之争中,明面上来看,卢多逊消沉了,赵普应该得意才是,但他根本得意不起来。

若说赵普没有借扬州案整治卢多逊的想法,刘皇帝是不信的,或许赵普自己都不信。自从他拜相以来,与他搭档的宰臣换了一批又一批,像宋琪、王溥乃至李业,都没有让赵普如此厌恶过,卢多逊这个人,性情自负高傲,作风也太刚硬,屡屡让赵普下不来台。

并且,野心也太过明显,敌意太过浓厚,觉得自己挤压了他的前程,一心想取自己而代之。凡事都可以忍让,但是涉及到政事堂的核心权力,那半点都不能退让的,此前的诸多容忍,也只是为爆发一日积累。

扬州案,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彻底拿捏的把柄,可以不停攻击的破绽。拿下区区一个扬州知府候陟,显然不是赵普的初衷,他的目标,是把卢多逊排挤出朝廷,甚至问罪都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他们在政事堂争斗,刘皇帝则在崇政殿观赏着,当裁判下场时,就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了。

从结果来看,经过扬州案一事,卢多逊威信大跌,朝中一片蜚短流长。但赵普还真就开心不起来,卢多逊虽然受了惩戒,又是降级,又是罚俸,但这都是无关痛痒的。

更过分的是,刘皇帝把都察院交给卢多逊分管,名誉受损的同时,实权却反而得到了增强,这如何能让赵普接受。

但是,心中再是不满,也不好表现出来,还得夸刘皇帝英明,还得笑眯眯地认下。当然,最让赵普忌惮的,还是刘皇帝的这种态度,这般扶持卢多逊,难保有朝一日,会真让卢多逊取代自己,简单地来看,左右不过是刘皇帝一句话的事情。

以赵普的精明,如何看不出刘皇帝用卢多逊制衡自己的用意,调其回中枢,就是为了让他与自己打对台的。

这并不足奇,但赵普难以释怀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卢多逊。宋琪、王溥他们多好,他们是君子,卢多逊可是个小人,小人也是最难防的。

此番卢多逊虽然吃了挂落,受了教训,有所消沉,但这种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反咬一口,以做报复。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而经此一事,卢多逊显然会更加难对付,这也是赵普最为郁闷的事情。

在赵普这样的心理下,朝廷平静的表面下,暗涌仍在悄然积聚,只待下一次的爆发,这本就是个循环往复的事情,只要卢多逊还在中枢,那就无可避免。

当然,换个人也一样,毕竟首相的位置只有一个,相权也是有限的,众臣分食,却又一个占大头,其他人都会想多占点,这是人性,也是政治。只不过,换个人,或许不会向卢多逊那般激进,激进到毫无掩饰。

后退一步的卢多逊,也只是暂时熄了与赵普正面相争的心思,但做事并没有停下来,得到分管都察院的职权后,便是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便对都察院上下进行整顿,罢黜了一批在他眼里“滥浮于事”的人,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在打击报复,因为其中有些人是进言非议过卢多逊的。

第二把火则是按照刘皇帝的意志,以扬州案为教训,在朝廷内外再次掀起一波吏治运动,大力打击贪腐枉法。

卢多逊是一点都不轻松的,同时,也通过在监察部司的工作,继续发扬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只不过,人是得罪了不少,当然,他也不怕得罪人,毕竟都向刘皇帝赌誓了,宁愿做孤臣,可不敢只嘴上说说。

第64章 边事不宁

朝廷内部趋于平稳,但从整个大汉而言,却不能简单地用“天下无事”来形容,偌大的一个帝国,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淡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淡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而根据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

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贬为庶民,这可是宗室子弟,刘崇的儿子,刘皇帝的堂兄弟。当然,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说事发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乱众聚集,影响扩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乱,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

当然,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也说不清楚,就算传到朝廷,引起重视,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王侁要想辩解,也有的是话说,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

而事实上,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忽然发现,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争取利益的办法,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

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谓风云激荡了。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个巨大的变故。

通过几年的休养,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再度向东扩张,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

当然,于契丹而言,乃蛮人的侵扰,也只是疥癣之疾,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谁来继承契丹主位。

对于这个问题,刘皇帝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同萧思温等臣讨论过,按照他们的猜测,越王耶律必摄的机会最大。

但漠北局势的发展,一部分按照大汉君臣的推测在发展,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乎其预料。越王耶律必摄,在按捺多年,在亲眼见证了耶律贤率领下大辽王朝的崩溃与衰落,终于决定亲自肩负起契丹复兴的民族大业。

就在耶律贤的灵柩前,耶律必摄召集契丹的宗室及贵族大臣,亮明旗帜,要夺回太宗耶律德光一脉的正朔权位。

当耶律必摄选择冲击契丹主位时,多年的积累起了效果,他取得了不少契丹贵族的支持,呼声很高,几乎群情拥戴。

这其中,既然有积攒的对耶律贤这衰落之主的不满,也因为国需长君的现实考虑,于契丹而言,这一点更重要,没有人会去服从一个几岁的娃娃。

按照正常的情况,耶律必摄上位的可能是很大的,但事情最终的结果,偏偏不按照正常规律发展。

有人支持,自然也有人反对,结果偏偏是少数人战胜了多数人,因为少数人手里掌握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军权。

以耶律贤适、韩德让、耶律休哥为首的耶律贤心腹臣子,联合在了一起,力推耶律贤之子耶律隆绪继位,坚决维护耶律贤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契丹的长治久安着想。

两股势力,在契丹殿帐展开了为期十日的明争暗斗,最终还是动了刀兵,逐渐步入个人能力巅峰的耶律休哥成为了耶律隆绪继位的擎天保驾大臣。

曾经耶律必设因为软弱,为了顾全大局,不愿契丹内乱,而主动放弃与耶律贤相争。但这一回,他下定了决心,甚至组织起了一股贵族联军,但结果被耶律休哥轻松击败,而耶律必摄也被耶律贤的近臣女里斩下了脑袋。

至于汉骑的北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曹光实是个狠人,胆子也足,从临潢府出发,真正率领麾下几千铁骑,直接兵临斡难河流域,威胁漠北契丹统治中枢。

从收到耶律贤的死讯,到传令进军,再到兵进漠北,这其中需要的时间实在不短,等曹光实陈兵斡难河时,契丹那边的局势已经尘埃落定。

哪怕经过了一场内乱,面对汉军之侵袭,耶律休哥仍旧率领皮室精锐,主动接战。双方上万骑兵,厮杀一场,曹光实力敌两倍的契丹军,最终不支而走,在被追击的过程中损兵近半。

至于由康保裔率领的另外一支汉骑则有些倒霉,因为迷失道路,在高原上转悠了一圈,退回汉境,甚至造成了上百人的非战损亡。当然,能够全师而返,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汉军无功而返时,也就代表着漠北契丹再次度过一场危机,当然,也是大汉没有尽力的缘故。即便如此,在北进的过程中,深谙“三光”的曹光实,仍旧给漠北契丹部族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说来契丹也是凄凉,当年与大汉交锋,动辄能够征发十几二十万的军队,如今,上万人的交战,已经属于大规模战斗了。

而稳定下来的漠北契丹,其主要权力,也集中在耶律贤适、韩德让以及耶律休哥手中,两个契丹宗室,夹杂着一个汉臣,构成了契丹的新权力中心。

得到消息的刘皇帝,甚至不禁好奇,韩德让怎么能得到契丹人的认可,让这么个汉臣占据高位。毕竟,当契丹北迁后,原本南北二府分治的二元统治基础已经被破坏了,这样的情况下,汉臣在契丹的地位可想而知,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汉臣汉人追随北迁的契丹。

几经思量,刘皇帝能够想到的解释,也就一点了,韩德让,乃至整个韩氏家族,都只是披着汉人皮囊的契丹人罢了。

第65章 刘皇帝的猜忌

装饰风格质朴严肃的车驾缓缓停靠在东京虞国公府门前,御者轻轻地勒住缰绳,随行侍卫自车后取出矮凳拜在侧边,喦脱下马脚步飞快地上前,打开车门,小心地搀扶刘皇帝下车。

落地立定,刘皇帝仰头看了看虞国公府门,除了那张高悬的“敕建虞国公府”牌匾,并没有太多吸引眼球的地方。

“这大概是朕来过最朴素的公府了,不论是西京还是东京,都是一样的景象啊!”刘皇帝轻声感慨道。

冬季的开封,气候还是十分寒冷的,天色阴沉,光线黯淡,空气中都弥漫着些许霭气,堆积的寒意不断侵袭着,哪怕刘皇帝穿得格外厚实,仍旧不免打了个寒颤。

此番出宫,驾幸虞国公府,算是突然袭击了,却是听闻虞国公魏仁溥病情渐重,日渐不支,这才动了亲自探视的心思。

事实上,刘皇帝对此次出行还是心存犹豫的,毕竟经历得多了,除了看淡其事之外,还不免生出些疑虑。有的玄学,不得不信,刘皇帝也担心他这亲自驾临一次,是给魏仁溥催命的……

这么多年,或病或老,死了那么多老臣故旧,总有一些人,是刘皇帝不愿其辞世的,虞国公魏仁溥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乾祐时期最重要的大臣,被刘皇帝倚为腹心,视为良师益友,其功德威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甚至越陈越香,哪怕魏仁溥已经多年没有在朝廷内部发声过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肯站出来,仍旧会得到许多人的响应与拥戴。

毫无疑问,在刘皇帝统治的这近三十年间,在大汉由割据走向统一,在天下由混乱转为太平的过程中,魏仁溥是受上下最为推崇的宰相。

在魏仁溥主持政务期间,朝廷是一片和谐,上下少有争端,即便有,也会在魏仁溥的调解下平息,那个时期,整个朝廷都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状态,所有人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尽心尽力,魏仁溥是最好的榜样。

可以说,刘皇帝经历的那么多宰相,论政治清明,上下和协,首屈一指的便是“魏仁溥时期”,而那样的高度,往前往后,没有一个宰相能做到。

哪像现如今,朝廷之内,暗流涌动,争权夺利之事,屡见不鲜,国家统一了,天下太平了,人心也散乱了,不似当初那般凝聚,大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况下,大汉的那干精英统治阶层,也开始把心思放在追名逐利,放在内耗上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刘皇帝是洞察于心,却又无法真正改变什么,风气能扭转一时,但总有反复,毕竟大环境不比当初了,他一人之威,显然也不足以真正压制住所有人之志。

甚至于,大臣们的明争暗斗,本就是他乐见其成的,大臣们不斗,他这皇帝做得岂能安稳,而唯一能够做到的,大抵也只是完美地充当场外裁判,把所有的争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至于更多,也只能用有心无力来形容了,他终究不是神明。

而每每思及于此,刘皇帝也不禁怀念起当年魏仁溥理政时期的景象,当然,也仅仅是怀念罢了,他心里也清楚,哪怕起复魏仁溥,再由其秉政,大汉朝中的局势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连刘皇帝都没办法,何况一个魏仁溥。

甚至于,君子宰相魏仁溥,未必能有赵普干得好,能够在那层出不穷的争端之中,安如磐石。

话说回来,像魏仁溥这样的贤能宰相,为何在乾祐时代名噪一时,进入开宝时代,却逐渐沉沦,逐渐乃至彻底消失在大汉的权力中枢,淡出人们的视野。

根源还是出现在刘皇帝身上,大概是从平南之后,刘皇帝便开始疏远魏仁溥了,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

而面对刘皇帝的疏远,魏仁溥当然感受到了,深谙明哲保身的他,也在事业、权力的巅峰期,低调起来,甚至主动请辞,不过被刘皇帝拒绝了。

即便如此,在开宝初年朝廷中枢权力的重新分配中,魏仁溥还是“成功”急流勇退,从宰相的位置上退下,被刘皇帝用一个内阁大学士的头衔高高束起。

大汉的内阁,脱胎于早期崇政学士制,原本是被刘皇帝用来分割相权,制衡政事堂,并协助自己处理军机。

但最终的发展,却没有达到预期,地位虽高,但实在没有什么实权,尤其刘皇帝自身都放下了对军国大政的实际处理,而依托于皇帝而存在的内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名誉虚职,一个养老的职位。

哪怕到如今,魏仁溥身上仍旧挂着内阁大学士的头衔,但是除了开宝初年随侍君前,以备咨询之外,到后面,魏仁溥甚至不用到宫中当值了,刘皇帝也很少召见。

即便召见,也不是以国事垂询,只是当做一般的功臣贵族,谈些风花雪月,关怀一下魏仁溥的生活状态。

不得不说,刘皇帝对于这些老臣,尊重是足够尊重,待遇、荣耀、地位也不吝惜,但这种隐藏在显赫背后的疏离与猜忌,是十分恐怖,甚至让人感到心寒。

但是没办法,雷霆雨露,都是君恩,不论心理感受如何,都得老实受着,这是当代的普世价值,如果背离了这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抛弃了信仰,也将彻底为刘皇帝所抛弃,任你德高望重,还是功勋卓著,也只会落得一个凄凉结局。

按道理来说,对于魏仁溥这样的贤相,刘皇帝本不该对他猜忌才是,再加十多年风雨同舟的创业情谊,他怀疑谁,都不至于怀疑魏仁溥。

而以魏仁溥的品性与作风,也不可能背叛刘皇帝,然而,问题不在魏仁溥怎么做,而是刘皇帝怎么想。

魏仁溥这个宰相,名声实在太好了,上下赞誉,朝野推崇,声名远播海内,历数其履历,二十多年下来,身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污点。早年的时候,曾经被人指摘徇私,而事后证明,是一场误会,对弹劾他的官员,也完全不打击报复,甚至察其能才,加以提拔,成就了一段以德报怨的佳话。

一个太过完美的宰相,显然不是刘皇帝需要的,或者说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宰相。

魏仁溥清白得就像一朵无染无垢的白莲花,能力出众,品性高洁,群口交赞,这样的大臣,在刘皇帝眼中,要么是大善至圣,要么是大奸似忠。

当然,就是刘皇帝自己心里都很清楚,魏仁溥是个忠臣,但是,很多时候皇帝这种生物也并不单纯只考虑他本身是否忠诚,并且有时不免怀疑其忠诚的上下限在哪里。

刘皇帝不是站在上帝视角纵览天下,从他的角度去看魏仁溥,你越完美,他心头就越别扭。

毫无疑问,刘皇帝是个好猜忌的皇帝,由偶尔的自卑与绝对的自负交织促就。早年的事情,国家还不安定,大汉的前途未来尚且渺茫,他也不得不多疑雄猜,也维护自己的统治,保障皇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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